私塾：抹不掉的民间办学记忆

　　□史新
　　私塾，是中国古代社会乡村教育的主要民间办学形式，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也可以称之为私人所办的学校。

　　认知旧时老私塾
　　读中学的时候，有篇课文叫《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是鲁迅先生的散文作，将旧时私塾的情景描写的活灵活现。尽管当时把课文读得滚瓜烂熟，但在理解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就是囫囵吞枣。可以说这是最早对私塾的模糊认知。
　　近期，受一位老领导的邀约，回老家原胶南市小场乡为一个村子作村志，其中有一个篇目是“村庄教育”，里面有一个更小的篇目是“私塾教育”。因为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只好把访问老者和查阅资料并用，这才对私塾这个古董级的教育形式有了一些比较完整的认知。
　　所谓私塾，起始于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时期，儒家学说创始人孔子在家乡曲阜开设学堂，也被称作塾。《礼记·学记》中这样介绍：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痒，木有序，国有学。孔老夫子创立的儒家教育思想主要是“学而优则仕”，自然他也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儒学大塾师。
　　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从汉武帝开始，多数朝代都是尊崇儒教。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政策，之后儒家思想被封建帝王们定为第一尊，变成了重要的社会统治教育手段。以传递儒家文化为己任的民间办学机构——私塾，从此在社会上成为最大办学形式，比之朝廷所办的国学、书院，都要面大量广，虽历经战乱和朝代更替而绵延不绝。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推行更是推动了私塾的发展。一方面从帝王到百姓都重视对儿童的伦理道德教育，另一方面更是为了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当时的科举考试主要是围绕儒家经典的“四书五经”展开的，也必然形成世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理念，什么乡试、府试、京试，什么秀才、举人、状元，无不是通过考试从读书人中选拔。一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这就是读书做官的真实写照。虽不是汉人统治的清朝康乾时期更是达到鼎盛。
　　清末和民国时期，私塾与社会的进步发展出现严重脱节。西方日新月异的工业革命与我们一直倡导儒家文化的农业文明拉开了距离，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质疑、抨击死板教条的私塾教育，而倡导开设数学、工科、地理、历史等宽泛面的知识教育，私塾开始向着实用主义迈进。很多土地较多的农家，或是做小生意、小手工业的家庭，送孩子进私塾也好，进学堂也罢，为的是家里能有个记账算数、能写能看文书契约的明白人。
　　1901年，清廷下兴学诏，鼓励兴办新式学堂，并于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随着新学堂的升起，多数私塾被改良。到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和“一个都不能少”义务教育普及，使存在了几千年的私塾教育寿终正寝，私塾成为了一个越来越远去的历史名词。

　　老私塾的教学教规
　笔者从访问的一些村内老者口中了解到，旧时私塾一般是家庭、宗族或塾师（也称先生）自费兴办。一为富裕之家聘师傅在家教读子弟，称教馆或座馆；二为村庄、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傅设塾教化贫寒子弟，称村塾或宗（族）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教授学生，称门馆、家塾、学馆、书屋。塾师多为落第的老秀才或童生。学生入学年龄不限，自五六岁至十几岁的都有，最大的也有二十几岁。每个学堂里的学生少则一两人，多则几十人。
　　家庭办私塾，需自家请先生，一切费用自家负担，一般由学董出面筹集办理，所谓学董就是负责办学者，多数为有威望、家庭殷实之人担任；宗族办私塾一般由族长任学董，负责出面请先生并筹集办学费用，以家庙或宗祠为塾属，自备桌凳，自行招生。
　　学礼，即学费，清末时期每个学生大约一年铜钱五至八吊，民国时期大洋三至五元，由私塾先生自定，当然也可以粮代币。塾师的报酬及办学费用均出自学礼。学生纸笔、砚墨、灯盏全是自备。
　　私塾的课程设置分蒙学、经学，也可以叫初级班和高级班。初入学者，也就是蒙学，一般授教“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也教授一些《庄户杂学》。到此，种地和做手工业的小户人家子弟，能认字记账就可以毕业了。大户人家或官宦家庭的孩子为了求取功名或有更高层次的发展，则要继续深造，也就是经学。要再学更高级的教材，包括《四书五经》《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等，还要习八股文及日用杂文等。
　　私塾学习都是春季始业，一般是正月十五后开学。开学时塾屋正中供奉孔子牌位或是悬挂“至圣先师孔夫子”红贴。先生先焚香拜孔子，学生跟着叩拜，再叩拜先生，尔后学董（或先生）宣布开学，申述学规。
　　私塾的主要教学方法，无非是读、背、写三个环节：读，首先由先生范读，学生聆听，然后先生反复领读，最后是学生自读，直至读熟。背，对读熟了的课文，先生让学生默背，然后依次背书。写，主要是写仿习字，写仿用毛笔，练到一定的水平后，练习摹帖。写一首好字，是过去老私塾们最起码的基本功，如果拿到现在比，可能人人都是书法家。经学班才开始学习写作八股文。
　　私塾遵循孔子“师道尊严”的教育思想，塾师的话至高无上，学生必须遵行。可以施行体罚，先生备有戒尺，对背书、默书不合要求，完不成作业或不遵师训者，塾师可任意责罚。轻者罚站，打手板，重者罚跪，打腚板。
　　我刚上小学的时候，正赶上批判“师道尊严”运动，我的一位读过私塾的玄老师，给我们现身说法：他们的私塾先生叫玄春煕，不但体罚学生，还把学生逼得“拉狗屎”。据说被罚的泽二爷家过去是个开花坊的，家里为了能有个写字记账的人，就把很聪明但也很淘气的泽二爷送到了私塾读书。有一天，泽二爷睡过头耽误了早读，又怕先生打腚板，就不敢进校门，而是跑到私塾前面的一块胡麻地里趴着，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等到中午，先生还没见泽二爷来上学，就派人去家里看看，家人说他早就去上学了。这才撒开人网到处找，最终被同学们在胡麻地里发现。巧的是，在泽二爷趴着睡觉的后面还有一坨狗屎，这就被同学们传成了“先生把学生逼得拉狗屎”的典故。

　　俺村的老私塾生
　清末和民国时期，俺村里有七八位老私塾生。这其中就有我的爷爷。
　　爷爷和村里其他几个老私塾生一样，有姓名的同时还有“字”——这是读书人的象征。爷爷姓李名鸿运，字顺斋。跟他差不多同龄的另一个老私塾生，姓玄名春锦，字林斋。也有两位有了字而名被人忘记了的，如李氏的存真、玄氏的继迁，“存真”和“继迁”都不是他们的名，而是字。当然还有虽读过私塾，只有名而没有字的，如我的小学启蒙老师玄氏西溜和叔伯二爷李氏承泽。他们也许有字，因为新社会的来临，没能叫得出去。至于老私塾先生玄氏春熙，从辈字上判断应该是名。
　　对俺村的私塾学堂和春熙私塾老先生，从现今在世的老人口中得之甚少，我也只能是按照《随园诗话》里的一首小诗，去凭空想像一番：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与锅连。牧童八九纵横坐，天地玄黄喊一年。一个干瘦的小老头，脑后留着一根长辫子，前面鼻翼上架着一副圆圆小眼镜，两个白眼珠子从眼镜框的上面瞅着眼前的每一个学生，倒背着的手中拿着一把戒尺，口中之乎者也地念一句，学生跟着摇头晃脑地读一声，看谁不顺眼了，就走到跟前，学生乖乖地把手掌伸开放到前面的课位，等着挨敲。
　　我爷爷私塾毕业后，受雇于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XX姥姥家，也就是今大场镇陈家小庄的一大户人家。这户人家庄园有围墙，也有看家护院的家丁，还养有快马，土地多得数不胜数，在日照开有货栈，在上海开有钱庄。爷爷就是在他们家的上海虹桥钱庄“坐铺子”，确切说就是账先生。未等全国解放，爷爷的东家就把家财散尽，随着做了大官的亲戚去参加了革命。爷爷只好回到老家，在村里给人查个日子，写个文书、对联啥的。
　　听人说，爷爷和存真爷俩，那是字和词的最佳搭配，一个胸中有千般好词，一个手上似笔走龙蛇。周围十里八村，谁家定亲、娶亲，办喜事、丧事，都会请他们去书写相关的对联、契约和文书，也总能让喜主或丧主开心满意。一进入腊月门，他们更是忙得不可开交，也不用去赶集，在家支好桌子、铺好纸砚，几乎天天顾客盈门，谁家都想在门上贴上一幅“顺斋的字”和“存真的词”，似乎这样，年过的才有味道。
　　林斋是读到了私塾经学，听人说，他曾参加过乡试，但未等考取上任何功名，清政府就在孙中山领导的“共和”中垮塌了，他只好回家给自己家的织造屋管账理货。村里有喜事丧亡，也给人写个文书，记个礼账，平安到晚年。
　　倒是仅仅读了不到两年私塾的玄氏继迁，在抗日战争中，受革命思想的熏陶，转学到了抗日民主政府开办的滨海中学，依靠所学，逐步成长为一名八路军卫生战士，直到建国后走上某军分区卫生处长的领导岗位。
　　在我读完中学的时候，尽管村里中学生已比比皆是，但两个离世最晚的老私塾生，也就是玄西溜老师和李承泽二爷，他们还是村里最有威望的“文化人”。西溜老师一个人教着三四个年级的学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承泽二爷年逾古稀，还能帮助乡邻们写写画画，并帮助撰修起本家族失传多年的族谱。
　　私塾，在中国教育史上，作为一个留存了几千年的教育载体，早已被人遗忘。虽有弊端，但对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也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