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下一版]
文章内容

董家口的古往今昔


  《诸城县志》记载的有关董家口校场。(资料照片)

  董家口渔港的船只鳞次栉比。(资料照片)
  □周衍默
  “茫茫烟水接天秋,影见扶桑天际流。满目惊涛风正怒,千层雪浪认渔舟。”清朝孙笃先的这首《浮山观海》描绘的是浮山的美丽风光,但用来形容董家口也恰如其分。董家口,一个地图上不起眼的地理名称,在有历史记载的两千多年来,从海上要冲到繁华渔港,再到如今的枢纽巨港,每次变迁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翻阅历史、品鉴古今,让我们重拾那些难以磨灭的过往烟云。
  溯流求源 悠悠海岬古韵长
  “董家口位于泊里镇南12.5公里,琅琊台湾西端。南北走向,成半圆形,面积约0.22平方公里,海拔10米……董家口嘴上有灯桩,西侧有董家口渔点,嘴正南及东北各有一处岩礁,形势险要,具有经济及军事意义。”这是1990年出版的《胶南县地名志》对董家口做的详尽阐述。清乾隆版《诸城县志·山川考》载:“海之隶于县者……又东南五里至东徐家墩即董家口也。”据考证,明洪武二年,董、丁、徐姓人家由江苏海州迁来,在丘陵低洼处落脚,建立定居点,因此地有窑,且地处陆地向海突出的尽头,故名窑头。清道光版《诸城县志·疆域》书中称为窑头庄,解放后改名为尧头。相传,董姓人是尧头村最早的从事捕渔的人家,董家口便以此取名。
  董家口位于海岬前端,历来都是军事、交通要冲。明洪武年间,因沿海地区常受倭寇侵扰,为防备和击退倭寇,开国皇帝朱元璋在边疆地区实行卫所、屯垦军事制度,在董家口附近设立了兵营,设置墩台:“近防沿海汛者属安东营、署(把总署)在董家口,校场在署前,所辖马兵四人,步兵三十人,墩台三。(《诸城县志·武备考》)”康熙二年(1663年),清政府实行海禁,沿海乡民不得海运、捕鱼,百姓苦不堪言、贫困异常。直至康熙十八年(1679年),海禁稍开,木船可得入海,空旷辽阔的海面上逐渐出现了点点白帆。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兵攻占台湾后,海禁彻底取消,董家口和其他沿海港口一样——海运遂畅,商贾渐集。
  清中期始,董家口不仅是鱼虾满仓的渔港,还承担着海上运输的主要职责,“蜀席由董家口水运上海等处销行,每岁一万余个。(《诸城县乡土志》)”此时,在董家口和尧头村落脚的居民越来越多,商贸交通,盛极一时。
  世事沧桑 浪涛汹涌风雨骤
  翻阅地图看见,泊里南部东西两侧分布着贡口湾和棋子湾,陆地如同纺线锥体一样深入大海。董家口位于这个海岬的前沿西端,在它的护翼下,棋子湾湾口处形成了一个天然良港。据考证,“吴齐海战”就曾在这里演绎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硝云弹雨、樯橹湮灭大海战的战争场面。
  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自恃国盛兵强、势力强大,得知远在北方的齐国内乱不断,便派遣陆、海两路大军劳师远征。作为当时世上最强大的海师舰队,吴军从长江口沿海北上,骄横傲慢,目空一切,声势浩大,来势汹汹。地处山东半岛的齐国闻听劲敌到来,举国上下摒弃前嫌、同仇敌忾,训练有素的海军早早派出瞭望船只打探敌情,大军则在黄海海域倍加训练,制定伏击方案,以逸待劳。
  初春时节,黄海海域风高浪涌,原本是内河水师出身的吴军不适应海上生活,很多士兵开始晕船,整个舰队航行和保障能力都出现混乱,导致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当吴国舰队来到董家口外海时,齐国海军抓住时机,从上风方向向吴军舰队发起猛烈冲击。满怀保家卫国豪情的齐国将士凭借风力,用近300艘巨大的航海战舰排成阵列全线出击,快速冲向吴军舰队。当到达吴军舰群时,齐国士兵向吴军舰队发射弓箭,带着火苗的“火箭”飞进吴军舰队,顷刻间点燃木质战舰,整个舰队的大部分船只燃起大火,剩下少部分有作战能力的船只,根本抵挡不住齐国兵士的拼力厮杀,终因寡不敌众被齐军击溃,吴国舰队主将徐承身中数箭,在手下卫兵的拼死掩护下得以突出重围,战役以齐国完胜告终。
  1632年(明崇祯五年)6月20日,海盗刘新宇率领百余人到达安家口,后流窜到信阳盐场,抢劫财物,并掳去妇女和当地的秀才安起凤。官职为六品的盐场“百户”房建新急忙调兵遣将,制定抓捕计划,在夹仓镇(今日照市南夹仓,明、清在此地设置巡司)征用9条商船,配备火药武器,于26日起满载400余士兵和民众出海搜寻海盗,7月1日来到董家口,看见海盗正在抢掠海港渔民。在房建新的指挥下,士兵振臂高呼、奋勇杀敌,当日斩杀俘虏大部分海盗,缴获海盗船只,余下十几人乘夜色逃窜,第二天在别处好容易才抢到一条船,仓皇逃走。
  1947年10月14日,畏罪逃亡到敌占区灵山岛的日伪军中队长董敬亭,闻听其兄被解放后的新政权镇压,召集躲藏在岛上的匪徒董培舟等80余人,分乘19只渔船来到董家口。夜晚,他们从董家口登陆,一部分在外围警戒,一部分冲进村庄,包围村大队部,朝民兵队疯狂射击。正在执勤的民兵队长宋志朋和民兵张全启、张全荣奋起抗敌,他们砸开窗棂,向外投掷手榴弹并借机突围,然后迅速召集本村民兵十余人,同匪徒在街中关爷庙附近展开激战。
  听到枪声后,撒牛沟民兵队长王永池、区干部崔锡联立即率队十余人赶往董家口鱼骨庙支援,但由于天黑无法辨识,被匪徒骗进鱼骨庙后扣押,连同村内被匪徒逼迫的二百余人,押至灵山岛,匪徒在村内和灵山岛上先后残杀我干部群众十二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尧头惨案”。
  第二年秋,人民政府组织力量消灭了这伙歹徒,被抓走的百姓大部分返回家乡。当地政府在尧头村召开群众大会,表彰有功人员,给民兵队长宋志朋、区武工队员安如暖荣记二等功,奖给尧头村民兵队步枪20支,手榴弹2箱,并慰抚了死难者家属。
  渔帆桨影 银鳞雀跃庆丰年
  历史上的董家口港是一个远近闻名的渔港。多少年来,每逢渔汛季节或者风暴来临时,本地和外地的渔船云集渔港,或是出售货物,或是上水补给,或是上岸维修,或是避风歇息。早晚时分,港内鱼虾满市,人似潮涌,热闹非凡。曾有许多文人墨客对董家口渔港赞叹:“朝霞帆蔽日,晚归桅如林”。
  早年间,董家口出海捕捞的渔船只能靠运气和体力,可谓“一靠风、二靠潮、三靠使橹摇”。从出海航行、掌握潮汐、避让风暴和安全生产各方面,全靠船老大丰富的实践经验掌控。由于当时海洋资源丰富,虽然只在近海捕捞,每日收获也鱼虾满仓。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始,本地渔民引进浙江产柴油船体外挂浆机,取代了几千年来靠帆和橹航行捕捞的历史,部分渔民甚至远航到外省海域,捕捞的海产品更是“筐实仓满船吃水,鱼香虾肥蟹满黄”。
  董家口外围东至西南十二里内,是历史上闻名遐迩的大型真鲷(红加吉)、带鱼渔场。《山东通志卷二十》(乾隆版)载:“董家口距离窑口十里,亦海滨市镇。可泊船三百只”。《中国实业志》(1934年版)载:“董家口是山东南部沿海渔民集聚点”。《中国经济年鉴》称:“董家口本地有渔船二百六十六艘,其中大船七十六艘,中船九十七艘,小船九十三艘”。据记载,最繁荣时期,进出董家口捕鱼船只达1600多艘。最高产年份曾捕获带鱼960万斤,日收获16万斤。“日出千杆旗,日落万盏灯”是人们对董家口渔港兴盛景况的真实写照。
  渔汛到来期间,青岛,即墨,平度,诸城以及当地的渔商、店铺主和饮食经营者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每逢满载而归的渔船靠岸,银白色的大带鱼从船上卸下来,堆积如山。此时,各地闻讯赶来的鱼贩买到鱼虾后立即启程,自董家口向外通行的大道上,运带鱼的木轮推车,驴骡垛子,人挑担子的络绎不绝。很快,鲜鱼就被运到诸城、胶县、高密等地,咸鱼、干货则远销省内外。
  建国初期,董家口外海渔场仍以捕获带鱼为主。之后,随着过度捕捞,带鱼渔场逐渐南移,难以形成渔汛。至六、七十年代,由于渔业资源的缓慢衰减,“清早出来船撒网,晚上回来鱼满仓”的场面已很难见到,董家口鱼市的盛景也成为过去。自此,该港变为一些从事近海捕捞渔船的临时避风锚地。
  八十年代的董家口,虽已不是著名渔港,但当地群众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拦海筑坝,整滩建池,兴建了大片海产品养殖场,发展海水养殖业。这里出产的对虾,体重个大,味美肉鲜,成为市场抢手货。九十年代末期,开始推行岩礁池养殖海参、浅海养殖扇贝和近海底播养殖,也让渔民们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收入,一度萧条的董家口沿海,变成渔民劳动致富的新场所。
更多 往期报纸

本网站所有内容属《青岛西海岸报》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