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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内容

山东早期工运领袖、青岛西海岸第一位共产党员——

铁汉英雄薛文英



  1921年5、6月间,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人俱乐部成立,图为俱乐部旧址。

  1922年7月26日起,薛文英等人领导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人进行罢工,向军阀、工厂主展开斗争。

  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党支部旧址。

  1926年5月1日,薛文英代表济南参加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图为全国劳动大会会刊。

  济南机车工厂、黄岛区及薛家岛街道领导看望薛文英后代时的合影。

  薛文英故居。

  薛文英革命烈士证明。

  薛秀梅正在翻看爷爷薛文英的英雄事迹。□记者 谭宁 摄
  开栏的话

  青岛西海岸新区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厚重的红色文化积淀,孕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共产党人,留下了一个又一个血火交织的革命故事。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本报与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党史研究中心(区地方史志研究中心)共同梳理西海岸红色资源,探寻红色遗址遗迹,联合推出“红色印记”专栏,与读者一起追忆中国共产党在西海岸风雨兼程的峥嵘岁月,缅怀先辈伟绩,继承革命遗志,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记者 谭宁

  4月9日清晨,天气晴朗,朝阳初升。薛文英烈士的外曾孙薛海清头一天晚上就开始忙活,他与其他几位亲戚作为代表,将薛文英原先建在村里的墓碑迁移到青岛西海岸烈士陵园里。
  当天,烈士陵园的工作人员与薛文英的亲属们一起向烈士墓鞠躬默哀,敬献鲜花,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无限哀思。
  “这里安葬的都是革命道路上的‘战友们’,亲人的墓碑搬进烈士陵园长眠于此,我们感到很欣慰。”薛海清对记者说。
  历史,赋予不同时代的人以不同的使命。20世纪初的人,承担的使命格外沉重。在内忧外患的社会里,一批批仁人志士和共产党人,不惜抛家舍业舍命,投身到救国救民的事业之中。其中,薛文英,这个从青岛胶州湾走出来的青年,在山东早期工人运动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
  薛文英,1892年8月出生于胶州北庄村(今西海岸新区薛家岛街道北庄一社区)一个农民家庭。在家乡读过私塾、蒙养学堂,在潍县读过中学。1914年考入津浦铁路济南机器厂(现中车山东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当时济南人简称大厂)。1920年开始接受马列主义思想,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厂党支部书记、山东省委常委等职。曾组织成立了山东省第一家工会——大槐树津浦铁路机厂工会,领导了多次罢工斗争。曾两度入狱,1930年夏党组织将他从狱中营救出时,他已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不久牺牲,年仅38岁。据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党史研究中心(区地方史志研究中心)资料记载,薛文英是青岛西海岸第一位共产党员。

  勿忘国耻
  参与爱国运动反抗侵略

  薛文英出生在多灾多难之秋。1893年7月,薛家岛一带飞蝗蔽日,秫粟被食一空。生活所迫,父亲曾想把薛文英送人。经母亲再三哀求,他才总算被留在了这个穷困的家。1897年11月,德国侵占胶州湾。翌年,中德签订《中德胶澳租借条约》。从此,胶州湾、青岛及黄岛、薛家岛等地一起沦为德国殖民地。
  德国侵占胶州湾后,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在薛家岛,他们开窑厂、建码头、设兵营,横行霸道。当地百姓只能默默忍受,偷偷哀叹。这一切在薛文英幼小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薛文英自幼性格豪爽、聪明好学、读过私塾,后转到德国人开办的学堂读书。这期间他耳闻目睹了德国侵略者的掠夺与欺压,同时也体会到了乡亲们饱尝辛酸的痛苦。18岁时,薛文英告别了新婚妻子,投奔潍县的兄长继续求学。1914年,不满德、日帝国主义侵略并有切肤之痛的薛文英弃学应招,报考津浦铁路济南机器厂。
  入厂考试有背砂袋、扛钢轨、抡大锤砸木桩三个项目,有一体弱工人考试时被砂袋压倒,德国总监便命人拖走,并骂道“东亚病夫”。薛文英看在眼里,气在心里,甩手便走。薛文英是应考者里唯一一个身穿大褂的书生,德国总监本就好奇,拦下后问其会不会写字。薛文英提笔沾墨写了“中国人”三个行书大字,赢得大家纷纷称赞,于是被越级录用为帮工匠。作为一名中国人,一名有血性的年轻人,面对侵略者和被列强欺压的国人,薛文英的内心隐隐作痛。
  “爷爷当时从事的是地下保密工作,一开始家里人并不知道这段历史。”薛文英烈士的孙女薛秀梅回忆说,1984年左右,济南那边来人到村里寻找爷爷的亲属和事迹,那段尘封的故事才慢慢掀开。
  据介绍,入厂后,薛文英被分配到当时厂里最有技术的花车场任帮工匠。工作中他勤奋好学,尽管师傅把油漆配方视为秘宝,缄口不露,但师傅的独门配漆法很快就被薛文英掌握了。四年后,薛文英晋升为工匠。由于他为人仗义且技术过硬,在工友中威信极高。
  1919年巴黎和会上,西方列强无视中国的主权,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引发了史无前例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消息传到了济南大槐树机厂。家乡已被德国占领多年的薛文英听了倍加愤慨,随即和厂里的工人,特别是胶东老乡联合起来自发参加济南的游行集会与抗议活动。
  同年5月22日,济南各界人民在南门外大校场召开请愿大会。大厂的上千名工人由薛文英、李广义等人组织上街游行。9时许,游行队伍到达南门外大校场。这时,十万多人云集会场,共商收回山东主权办法。劳工界纷纷登台演讲,薛文英更是慷慨陈词:“同胞们!我的家乡在山东,在薛家岛,那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可是,22年前它被德国强占了,我的父老兄弟受尽凌辱,痛苦不堪。此为我同胞的深仇大恨!现在,日本又要强占山东。如果为日本人所有,痛苦更深,这是多么不公道?我们要致电政府及其外交代表,还我山东!还我港湾!还我铁路!还我矿山!否则,我们工人将以命救国!”一席话引起全场大声疾呼:“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益!”
  在这次运动中,薛文英得到了锻炼,受到了洗礼,看到了产业工人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的坚定、勇敢、互相协助的精神,同时也展现出了让任何敌人都为之惧怕的力量。
  薛文英的孙子薛瑞平曾在《我的祖父薛文英》文章中回忆到,祖父回家探亲期间,不管在家里住多久,只要有机会,他总会抽空到街坊邻居中去走走。闲谈时说起世道的不平和人间的苦难时,他会借机向人们宣传革命思想,介绍一些外面世界的情况。“祖父口才好,说起话来很有感染力,他常常结合自己在外面的所见所闻,像讲故事一样,把些难懂的道理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大家都愿意听。”

  星火燎原
  带领工人点燃革命火种

  五四运动过后,薛文英开始思索如何解救千千万万的工友。1920年,齐鲁书社成立,经销《共产党宣言》《俄国革命纪实》等进步书刊。薛文英、李广义买回一些彻夜研读,并在厂里传播。在读了由王尽美、邓恩铭创办的《励新》半月刊的《创刊宣言》后,薛文英感到其说出了自己想说的话,指明了自己想办的事。他将《创刊宣言》读给工友们听,使大家从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此时,经李广义引见,薛文英与王尽美接上联系。王尽美开始到大厂工友中活动,介绍苏联十月革命情况,讲解工人应当组织起来。
  1921年春,李广义、薛文英等前往北京长辛店机厂,参观了工人俱乐部,听了邓中夏的讲课,结识了史文彬等先进分子。他们回到济南后,向王尽美等报告了参观学习情况,商议了组织工人俱乐部事宜。在红房子公所,成立了“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人俱乐部”。薛文英任副委员长。随后,他们请王尽美、王荷波、邓恩铭等到工人夜校演讲。党的一大后,王尽美到大厂宣讲大会精神,并让薛文英写了“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人俱乐部”的牌子,挂在俱乐部门口。还写了四个“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人夜校”的牌子分挂在红房子、中大槐树等四处夜校。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办得更加活跃,为全省工人运动的开展,创造了先例。
  “薛文英在那里是一个带头人,后来在红房子当中,教工人学文化、识字、讲些革命道理。”原济南铁路大厂史志工作者李成才讲述。
  随着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薛文英的觉悟不断提高。1922年6月18日,济南大槐树机厂工会成立,薛文英和王尽美起草了工会简章。这是山东党组织领导下建立的山东省第一个基层工会组织。7月26日起,薛文英等领导向工厂主展开斗争,提出了“不准工头打骂工人”等四项要求,遭到厂长拒绝。薛文英等便组织工人怠工,并组织请愿团赴天津向铁路局请愿,提出“年终工人分花红”的十二项条件,也遭拒。回到济南后,薛文英等立即组织全厂工人罢工,又组织赴天津向铁路局请愿。罢工第七天,津浦铁路局被迫答应十二项条件中的八项。工会代表们流着泪说“让路局、厂长、把头向我们工人屈服这还是第一次,工会真是力量大!”
  1924年10月,薛文英由刘子久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厂党支部成立。1925年2月7日,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恢复大会在郑州开幕。薛文英代表津浦铁路参加了大会。1925年春夏间,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爆发了反抗日本厂主压迫、争取人权的大罢工。薛文英率领济南大槐树机厂、鲁丰纱厂、兴顺福铁工厂以及理发业、面粉业、人力车等行业的工人进行集会、游行示威,并带领募捐大队上街募捐一周,支援青、沪工人。在反动军阀张宗昌残酷镇压工人运动的关键时期,他始终不折不挠,领导工人进行不屈的斗争。
  1926初,薛文英担任厂党支部书记。同年5月,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薛文英代表津浦铁路工会济南分会出席了大会。回到济南后,领导发动了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厂索取欠薪的斗争。因军阀张宗昌肆无忌惮的镇压,薛文英等14名工运骨干及一批工人一起被开除。
  “祖父利用这个机会回老家看望了母亲和妻儿。见到久别的亲人,心里自然欢喜,但济南工人运动的浪潮和工友因失业而造成的生活艰难,使他日夜不安。在革命者责任感的驱使下,祖父在家里只住了几天便决定回济南。”薛瑞平在文中回忆道,当时,年幼的孩子正在病中,家人让他把身上携带的十块银元留下一块为孩子看病,他却说:“城里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因被开除而失业,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我们在乡下生活虽苦,但总比他们好些,这点钱在城里能救好多工人的命。”就这样,他辞别了亲人,回到济南,把这十块银元救济了失业的工人。

  信念永存
  生死都是中国共产党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武器,捕杀共产党员和工人。5月20日,张宗昌在济南实行大搜捕,中共山东地执委机关被破坏,铁路大厂党支部也遭破坏。工人运动暂时处于低潮。
  1928年3月,中共山东省委召开会议,补选薛文英为省委常委。这时,薛文英除继续担任铁路大厂党支部书记外,还负责整个津浦铁路党的工作和铁路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经常活动在德州至峄县沿线的各个站、段。7月,薛文英在临城检查工作时被捕。11月,经省委营救出狱。薛文英出狱后,着重发动了以济南铁路大厂为中心的津浦铁路大罢工。
  1930年1月,在泰安、临城组织力量向敌人斗争时,由于叛徒出卖,薛文英在临城再次被捕。被捕后,经过几次审问,敌人一无所获。于是,敌人便用细麻绳捆住他两手的大拇指,脱去他的上衣吊起来,用皮鞭抽打,他忍住剧痛一声不吭。见此情形,敌人又给他施穿铁鞋、夹板子等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连续酷刑拷问的折磨,使他很快变得骨瘦如柴。每当敌人审讯、侮辱共产党时,薛文英都以满腔激情严加痛斥,并揭露国民党的种种罪恶行径,申明自己的世界观和对马列主义、共产主义永恒的信仰。这样每次都会引来敌人更残酷的刑罚,也每次都使敌人更加失望。
  硬的不行用软的。敌人又为薛文英准备了一间舒适的住房,一日三餐有酒有菜。数日后,敌人的一位高官来对薛文英说:“薛先生自古家风纯良、祖德深厚,又是贤达之才,如果不走邪路,本应前程无量,为薛氏先辈争光,何苦为那看不见、摸不到的什么共产主义受苦,甚至遭杀身之祸。”薛文英则列举许多事实予以反驳。来人非但不生气,反而摆了一桌酒宴,让特意从南京来的叛徒——原津浦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张元和作陪,劝说薛文英降服。
  薛文英一见张元和,就破口大骂,并用力把酒桌掀翻,推在张元和身上。这一计也失败后,敌人更惨无人道地施以酷刑,把薛文英的两腿打得皮开肉绽,撒上食盐,再用绳子捆住,让其两腿的肉粘在一起。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苏醒后,敌人再次审讯,问他说不说?他横眉冷对,用鄙视的目光看着敌人,说:“你们的手段快用完了吧!只剩下砍头这一手了。告诉你们,你们对共产党员有三怕:一怕共产党员的笔,因为他们用笔写文章宣传马列主义,写文章揭露你们强抢掳虐、欺人霸物、官场腐败、卖国求荣等天地和人民不容的罪恶;二怕共产党员的口,因为他们要宣传推翻国民党,要宣传马列主义、共产主义必胜。政权暂时在你们手里,对这两条你们都有办法对付,你们可以砍掉共产党员的手臂,割掉共产党员的舌头,不让写,不让说,甚至可以割下共产党员的脑袋。但你们记住,共产党员是杀不完的。你们最害怕的一条,也是永远消灭不了的,就是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把我杀了,我的信念永存。我活着是中国共产党人,就是死了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
  1930年夏,党组织多方努力将薛文英营救出狱,送到青岛治疗。但他因受刑过重、无法医治,被送回家乡薛家岛的北庄村。“听奶奶说,当时上边来了六个人把爷爷送下来。回来没几天,连口水都没喝,人就走了。”薛秀梅说道。
  “最初只知道爷爷是地下党,直到1984年左右,济南来人找到了当时已经九十多岁的奶奶,我们才知道爷爷的这些英勇事迹。后来没过多久,奶奶也去世了。”薛秀梅默默地擦拭着眼角的泪,摩挲着书上薛文英烈士的画像说,“记得小时候,家里还保存有一张爷爷和同事的照片,身穿长褂,头戴帽子,可惜现在照片也没有了。”
  据中共青岛西海岸新区工委党史研究中心一级调研员刘洪亮介绍,薛文英牺牲后,中共济南党组织和许多共产党员、工友,冒着被敌人围捕的危险,在济南西郊的一片玉米地里秘密举行了追悼会。薛文英为中国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和对党无限忠诚的品德,激励着人们继续着他未竟的事业,直至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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