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琅琊刻石的产生与传世
▲琅琊刻石
▲琅琊刻石
琅琊刻石的产生与传世
秦琅琊刻石，即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东行郡县，南登琅邪”时所立刻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复刻诏书于其旁。刻石残体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唯一没有争议的秦代刻石，且因其存字独多更兼字体精美绝伦而备受重视，被视为国宝。
壹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其文为：
维廿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候各守其封城，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自以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候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载：“二世皇帝元年(前209年)……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诏书共计79字，其文为：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琅琊刻石两部分内容均为李斯用小篆书体所写，“秦始皇颂诗”是李斯为卿时所写，“秦二世诏书”是李斯为相时所书，为当时全国“书同文”典型范例。
贰
琅琊刻石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及书法艺术价值，历代文人墨客对其都有极高评价。《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说：“始皇政暴而文泽。”宋代欧阳修、朱熹等还作跋予以褒扬。著名文学家苏轼为官密州时曾赴琅琊台考察，并写了《书琅琊篆后》评说：“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清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清末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杨守敬评价琅琊刻石“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斗转星移、岁月更迭，琅琊刻石孤立海边，栉风沐雨，日见剥蚀。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大文学家、密州知州苏轼登琅琊台时，琅琊刻石经历1295年的风刀霜剑，损坏已相当严重，秦始皇刻石已泯灭不存，仅存二世诏书部分。苏轼在《书琅琊篆后》记曰：“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并请著名书画家文勋临摹琅琊刻辞上石，置于密州超然台上。至宋政和元年（1111年)，金石学家赵明诚在其名作《金石录》中写道：“秦琅琊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立大碑一座，将残存刻石镶嵌碑上。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诸城知县宫懋让见刻石裂，熔铁束之。清道光年间，铁束散，刻石碎。后诸城知县毛澄筑亭覆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一次大雷雨，碑石散失。
1921年，诸城县教育局长王景祥奉省政府命令保护古迹，派县视学王培祜偕同诸城有名的诗人、金石收藏家孟昭鸿共赴琅琊台考察，将散落于荆棘丛中的石刻碎片收集运回保存，经校对尚缺数石。次年春，王培祜及孟昭鸿等又到琅琊台，访求诸道院及台下居民，又得数石运回，再为校对，竟成完璧，黏合后嵌立在教育局古物保存所中。王景祥撰文《秦碑收集记》，由孟昭鸿用隶书体书写，并由鞠瑞墀刻石以志之，其文云：
吾邑琅琊台秦刻石，残蚀破碎，或传倾落海中。中华民国十年，景祥承之邑中教务，迭奉省令保存古迹，遂属县视学王君培祜，亲往琅琊台，从事搜寻，见零星断石，弃置荆棘中。地处海滨，保护匪易，恐日久沦没，乃亟运城中，详绎其文，尚多残缺。翌年春，王君复往访诸道院及台下居人，又得数石，综校前后所获，竟成完璧。爰命工黏合，嵌置教育局古物保存所中。二千余年古物，由破裂而完成，非有鬼神呵护，曷以致此，因详书颠末，以志欣幸。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识，孟昭鸿书，鞠瑞墀刻石。
志文详尽地记述了收集刻石的情况及其始末，是十分难得的文字资料。现志文石刻已失，仅存拓片照片。
1938年，日军侵占诸城。为保护琅琊刻石安全，诸城的文人志土将刻石迁于文庙(今实验中学)孔子牌位后收藏。后因日军欲将文庙作为军火库，强令迁出孔子牌位，人们遂将刻石移往天齐庙。1940年，伪县政府整修天齐庙，又将刻石移至庙东道士房内。1945年，又移至臧氏班经堂内收藏。其间，日军发现刻石，如获至宝，强令送往日军驻地文庙，企图运回日本。当时的爱国人士崔子山巧妙应付，将刻石装入箱内拾往后营街小学，委托校长李锡琪和教员马警民等妥为收藏，藏于校南院小楼底下。为安全起见，大家将刻石及王景祥撰文、孟昭鸿书写的“秦碑收集记”刻石，一并嵌于墙内，后由徐天石用泥涂抹掩盖。经多人努力，刻石得以保存。1949年，胶东行署文管会派诸城人、著名雕刻家、教授石可亲自到诸城收集刻石，在诸城金石爱好者、雕刻家、书法家王子光的带领下找到了刻石。后来，刻石被运至行署，后又调往山东省文物保护部门保存。1959年，刻石被调往北京，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现存有琅琊刻石复制品。刻石残体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上刻13行，86字，是秦刻石存字独多者，中国现存最古刻石之一，世称秦篆之精品。
琅琊刻石所传的拓本为清初所传原石拓本，只二世诏书12行，84字。后阮元遣书佐至其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首行“五夫”二字，凡13行，86字。
据记载，秦代留给后世的刻石一共有7种，分别是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现在刻石原物仅存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只存不到10字，而琅琊刻石尚存86字，弥足珍贵。
琅琊刻石整篇刻文，义正辞严，义理一体，在文风上形成了力求平实、不事夸张、不讲究藻饰的文体风格。无论是书法还是文章，都为后世楷模。
叁
琅琊刻石的文化意义首先体现在统一规范文字方面。秦刻石由于年代久远，或毁于兵燹战火，或伤于自然风化。现残存的只有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两块残片，且史学界还有不同说法，如泰山刻石分别有8字说和10字说两种。琅琊刻石由于偏处海隅，剩下的只有86字。就这86个字，也是先后分两次拓印方才得到，所以更加弥足珍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秦刻石用的是严肃规整的小篆体书写，这种文字颀长飘逸潇洒出群，犹如铁线银钩，至今仍不难辨识，是为中国文字书法史上的一大瑰宝。
中国文字从象形字、蝌蚪文、甲骨文、钟鼎文到秦大篆，已经有了至少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由于文化源头各异、政治制度不同，遂造成文字、文体上的千姿百态。严格地说，从秦刻石创立小篆之前，其各种文字并不是一个顺序承递的关系，而那时的文字多用于祭祀鼎彝之器，顶多是在上层贵族之间流传。这样的文字是无法促进文化进步的，直到今天许多出土的器物铭文，仍然要专家费尽心思去辨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文明恐怕仍然要在历史的隧道里摸索前行，至少要延后若干年的历史进程。从这一点说，秦刻石所创立的文字，对于后世中华文明的传承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直至今天中华文明遍布全球各个角落，首推秦代书法之功。正如宋代苏东坡对琅琊刻石的评价所言：“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
二是留下规范的诏版语文体。诏者，诏令也；版者，布告也。在秦汉以后的二千年里，中国官方的语言，逐渐分化成了两种，即诏言版语。诏令是对于官方而讲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对老百姓说话完全是另一种语言。特别到西汉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皇帝对官员属吏，用的是天子的语气，面对老百姓则是用圣贤的语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独有秦代，把皇帝的意志、国家的法令、对老百姓的要求，明白无误地融合到秦刻石中，义正辞严，义理一体，成为中国历代诏版语言的范例。如果说从峄山刻石到泰山刻石，主要是“颂秦德，明得意”，而从琅琊刻石到最晚的会稽刻石中则逐步加人了有明确法令、教化人民的意思。
特别是琅琊刻石中有“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这样的话，就是读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听，也会理解它的意思的。秦刻石文字水平堪为后世诏版语言的典范与楷模。
三是留下清新朴实的四言诗的体例。琅琊刻石力求平实、不事夸张、不讲究藻饰的文体，在尽量少的字里传达更多的信息，更好地起到严明法令、教化人民的功用。这种体例成为东汉末期建安文学的模本，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曹操父子的文章中。例如曹操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媵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至为突出沿袭了刻石中二句、三句、四句一换韵的特点，而且用得非常熨帖，毫无做作之感。可以说，刻石文体奠定了中国四言体诗的基础，丰富完善了中国秦汉文学体系。
四是开创了中国书法史的一个全新境界。秦以前的中国古文字，主要作用在于记事、祭祀之用，真正可以作为书法作品的毕竟不多。正是由于秦刻石的出现，才使得原来的古文字有了统一的范体，使得书法进入美术文艺领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琅琊刻石笔力劲秀、圆健，结构严谨、端庄，为秦篆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是历代书法家学习临摹和研究的经典，被称为小篆鼻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刻石篆书作品问世以后，独创了一个把文字的实用性和审美性高度统一的先河，中国书法从此步入艺术殿堂。
（节选自《青岛西海岸历史文化概览》）
秦琅琊刻石，即秦始皇于公元前219年“东行郡县，南登琅邪”时所立刻石，公元前209年，秦二世复刻诏书于其旁。刻石残体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是我国唯一没有争议的秦代刻石，且因其存字独多更兼字体精美绝伦而备受重视，被视为国宝。
壹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二十八年(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南登琅邪……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其文为：
维廿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欢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维秦王兼有天下，立名为皇帝，乃抚东土，至于琅邪。列侯武城侯王离、列侯通武侯王贲、伦侯建成侯赵亥、伦侯昌武侯成、伦侯武信侯冯毋择、丞相隗状、丞相王绾、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赵婴、五大夫杨樛从，与议于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过千里，诸候各守其封城，或朝或否，相侵暴乱，残伐不止，犹刻金石，自以为纪。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候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史记·秦始皇本纪》又载：“二世皇帝元年(前209年)……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诏书共计79字，其文为：
皇帝曰：“金石刻尽始皇帝所为也。今袭号而金石刻辞不称始皇帝。其于久远也，如后嗣为之者，不称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御史夫=臣德昧死言：“臣请具刻诏书金石刻，因明白矣。臣昧死请。”制曰：“可。”
琅琊刻石两部分内容均为李斯用小篆书体所写，“秦始皇颂诗”是李斯为卿时所写，“秦二世诏书”是李斯为相时所书，为当时全国“书同文”典型范例。
贰
琅琊刻石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及书法艺术价值，历代文人墨客对其都有极高评价。《文心雕龙》作者刘勰说：“始皇政暴而文泽。”宋代欧阳修、朱熹等还作跋予以褒扬。著名文学家苏轼为官密州时曾赴琅琊台考察，并写了《书琅琊篆后》评说：“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清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说：“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清末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杨守敬评价琅琊刻石“古厚之气自在，信为无上神品。”
斗转星移、岁月更迭，琅琊刻石孤立海边，栉风沐雨，日见剥蚀。至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大文学家、密州知州苏轼登琅琊台时，琅琊刻石经历1295年的风刀霜剑，损坏已相当严重，秦始皇刻石已泯灭不存，仅存二世诏书部分。苏轼在《书琅琊篆后》记曰：“今颂诗亡矣，其从臣姓名仅有存者，而二世诏书具……”并请著名书画家文勋临摹琅琊刻辞上石，置于密州超然台上。至宋政和元年（1111年)，金石学家赵明诚在其名作《金石录》中写道：“秦琅琊刻石，在今密州。其颂诗亡矣，独从臣姓名及二世诏书尚存，然亦残缺。”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诸城知县颜悦道重修琅琊台时，立大碑一座，将残存刻石镶嵌碑上。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诸城知县宫懋让见刻石裂，熔铁束之。清道光年间，铁束散，刻石碎。后诸城知县毛澄筑亭覆之。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四月，一次大雷雨，碑石散失。
1921年，诸城县教育局长王景祥奉省政府命令保护古迹，派县视学王培祜偕同诸城有名的诗人、金石收藏家孟昭鸿共赴琅琊台考察，将散落于荆棘丛中的石刻碎片收集运回保存，经校对尚缺数石。次年春，王培祜及孟昭鸿等又到琅琊台，访求诸道院及台下居民，又得数石运回，再为校对，竟成完璧，黏合后嵌立在教育局古物保存所中。王景祥撰文《秦碑收集记》，由孟昭鸿用隶书体书写，并由鞠瑞墀刻石以志之，其文云：
吾邑琅琊台秦刻石，残蚀破碎，或传倾落海中。中华民国十年，景祥承之邑中教务，迭奉省令保存古迹，遂属县视学王君培祜，亲往琅琊台，从事搜寻，见零星断石，弃置荆棘中。地处海滨，保护匪易，恐日久沦没，乃亟运城中，详绎其文，尚多残缺。翌年春，王君复往访诸道院及台下居人，又得数石，综校前后所获，竟成完璧。爰命工黏合，嵌置教育局古物保存所中。二千余年古物，由破裂而完成，非有鬼神呵护，曷以致此，因详书颠末，以志欣幸。中华民国十五年五月，诸城教育局长王景祥识，孟昭鸿书，鞠瑞墀刻石。
志文详尽地记述了收集刻石的情况及其始末，是十分难得的文字资料。现志文石刻已失，仅存拓片照片。
1938年，日军侵占诸城。为保护琅琊刻石安全，诸城的文人志土将刻石迁于文庙(今实验中学)孔子牌位后收藏。后因日军欲将文庙作为军火库，强令迁出孔子牌位，人们遂将刻石移往天齐庙。1940年，伪县政府整修天齐庙，又将刻石移至庙东道士房内。1945年，又移至臧氏班经堂内收藏。其间，日军发现刻石，如获至宝，强令送往日军驻地文庙，企图运回日本。当时的爱国人士崔子山巧妙应付，将刻石装入箱内拾往后营街小学，委托校长李锡琪和教员马警民等妥为收藏，藏于校南院小楼底下。为安全起见，大家将刻石及王景祥撰文、孟昭鸿书写的“秦碑收集记”刻石，一并嵌于墙内，后由徐天石用泥涂抹掩盖。经多人努力，刻石得以保存。1949年，胶东行署文管会派诸城人、著名雕刻家、教授石可亲自到诸城收集刻石，在诸城金石爱好者、雕刻家、书法家王子光的带领下找到了刻石。后来，刻石被运至行署，后又调往山东省文物保护部门保存。1959年，刻石被调往北京，现存中国国家博物馆，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青岛西海岸新区博物馆现存有琅琊刻石复制品。刻石残体高129厘米，宽67.5厘米，厚37厘米，上刻13行，86字，是秦刻石存字独多者，中国现存最古刻石之一，世称秦篆之精品。
琅琊刻石所传的拓本为清初所传原石拓本，只二世诏书12行，84字。后阮元遣书佐至其地，剔秦篆于榛莽中，拓之多得首行“五夫”二字，凡13行，86字。
据记载，秦代留给后世的刻石一共有7种，分别是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东观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现在刻石原物仅存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泰山刻石只存不到10字，而琅琊刻石尚存86字，弥足珍贵。
琅琊刻石整篇刻文，义正辞严，义理一体，在文风上形成了力求平实、不事夸张、不讲究藻饰的文体风格。无论是书法还是文章，都为后世楷模。
叁
琅琊刻石的文化意义首先体现在统一规范文字方面。秦刻石由于年代久远，或毁于兵燹战火，或伤于自然风化。现残存的只有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两块残片，且史学界还有不同说法，如泰山刻石分别有8字说和10字说两种。琅琊刻石由于偏处海隅，剩下的只有86字。就这86个字，也是先后分两次拓印方才得到，所以更加弥足珍贵。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秦刻石用的是严肃规整的小篆体书写，这种文字颀长飘逸潇洒出群，犹如铁线银钩，至今仍不难辨识，是为中国文字书法史上的一大瑰宝。
中国文字从象形字、蝌蚪文、甲骨文、钟鼎文到秦大篆，已经有了至少一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期间，由于文化源头各异、政治制度不同，遂造成文字、文体上的千姿百态。严格地说，从秦刻石创立小篆之前，其各种文字并不是一个顺序承递的关系，而那时的文字多用于祭祀鼎彝之器，顶多是在上层贵族之间流传。这样的文字是无法促进文化进步的，直到今天许多出土的器物铭文，仍然要专家费尽心思去辨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人类文明恐怕仍然要在历史的隧道里摸索前行，至少要延后若干年的历史进程。从这一点说，秦刻石所创立的文字，对于后世中华文明的传承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直至今天中华文明遍布全球各个角落，首推秦代书法之功。正如宋代苏东坡对琅琊刻石的评价所言：“夫秦虽无道，然所立有绝人者，其文字之工，世亦莫及，皆不可废。”
二是留下规范的诏版语文体。诏者，诏令也；版者，布告也。在秦汉以后的二千年里，中国官方的语言，逐渐分化成了两种，即诏言版语。诏令是对于官方而讲的“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而对老百姓说话完全是另一种语言。特别到西汉董仲舒首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皇帝对官员属吏，用的是天子的语气，面对老百姓则是用圣贤的语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独有秦代，把皇帝的意志、国家的法令、对老百姓的要求，明白无误地融合到秦刻石中，义正辞严，义理一体，成为中国历代诏版语言的范例。如果说从峄山刻石到泰山刻石，主要是“颂秦德，明得意”，而从琅琊刻石到最晚的会稽刻石中则逐步加人了有明确法令、教化人民的意思。
特别是琅琊刻石中有“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德，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为表经”这样的话，就是读给一个目不识丁的老百姓听，也会理解它的意思的。秦刻石文字水平堪为后世诏版语言的典范与楷模。
三是留下清新朴实的四言诗的体例。琅琊刻石力求平实、不事夸张、不讲究藻饰的文体，在尽量少的字里传达更多的信息，更好地起到严明法令、教化人民的功用。这种体例成为东汉末期建安文学的模本，比较集中地体现在曹操父子的文章中。例如曹操的《龟虽寿》：“神龟虽寿，犹有竟时。媵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至为突出沿袭了刻石中二句、三句、四句一换韵的特点，而且用得非常熨帖，毫无做作之感。可以说，刻石文体奠定了中国四言体诗的基础，丰富完善了中国秦汉文学体系。
四是开创了中国书法史的一个全新境界。秦以前的中国古文字，主要作用在于记事、祭祀之用，真正可以作为书法作品的毕竟不多。正是由于秦刻石的出现，才使得原来的古文字有了统一的范体，使得书法进入美术文艺领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琅琊刻石笔力劲秀、圆健，结构严谨、端庄，为秦篆的代表作，是中国书法艺术的瑰宝，是历代书法家学习临摹和研究的经典，被称为小篆鼻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秦刻石篆书作品问世以后，独创了一个把文字的实用性和审美性高度统一的先河，中国书法从此步入艺术殿堂。
（节选自《青岛西海岸历史文化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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