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防控中锤炼和提升社会治理能力

□蒋玲玲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全社会深度动员，采取了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联防联控。这既是对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极限考验，也是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一次非常态、跨越式运动,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

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凝聚，为常态化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奠定坚实基础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目标，是社会治理理论和社会治理方法的重大创新，在这次疫情防控中迎来急速进展。在这次疫情防控中，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纽带，网格内部、网格与网格之间，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联系空前紧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共同体理念加速凝聚并在实践中形成前所未有的共识。

疫情当前，全国人民命运相连、共克时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委政府以及人民军队全力部署疫情防控工作。从人员物资调配、交通运输管理、社会秩序维护、群众日常生活需要的满足，到每一个基层组织、每一个村居网络化防疫管理乃至每一户家庭的防疫措施，都得到了全社会积极响应和严格落实。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的引领和推动下，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上下一条线、全国一盘棋的工作格局加紧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防控网络体系全面构建，为未来常态化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一步明确了方向。

强化科技支撑和传统网格融合，构建更加扁平化、更高质量的治理体系

社会治理现代化意味着以科技为支撑，运用信息化技术提升部门协作的可能性和效率。基于先进科学技术，将包括城市社会治理热线、网络平台在内的众多渠道的个性诉求第一时间汇入各级指挥中心，并以闭环处置机制实施数据决策，快捷准确地掌握和响应最新民意诉求，公共决策和整个社会跑得更快、应对得更好，资源配置科学性和效能不断提升。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在此次抗疫中能够有效打破部门、地区壁垒，实现平台统一、当天汇集、及时更新的数据共享机制是建立在战时机制基础之上，虽然相比过去有明显进步,但在数据公开的法规层面、安全层面上还有诸多欠缺，需要未来在常态机制下予以完善。

强调社会治理的科技支撑，并不意味着传统手段逐步边缘化。二者在社会治理中的各自优势、独特作用不可相互替代，而是要在紧密结合中充分发挥并不断加强。包括信息采集、实体防控等在内的联防联控末梢工作，主要依靠传统网格的人海战术。抗疫中临时组建的联防联控体制机制中，基层网格力量得到更大程度的加强，我们对城管、居委会、社区民警、物业、志愿者、下沉干部、党员骨干等展开动员，为治理终端的深度精细、深度覆盖创造了条件，使得社会治理走进“最后一米”。而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因为全面运用微信群全覆盖、人员信息追踪等新技术手段，才形成信息上下联通、网格联通，实现企事业单位、村居、个人等所有终端全覆盖、无死角、零遗漏，进而构建更加扁平化、更高质量的社会治理体系。

拓展社会协同和群众参与空间，持续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社会治理理念提出以来，我们坚持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坚持把治理资源下沉到基层，这些方向非常符合社会发展需要，也是此次抗疫能够凝聚全社会力量的关键所在。抗疫过程中，除了行政层面的政治动员外，社会组织的参与、群众的参与以及个体的自我管理都得到了进一步锻炼和提升。相对薄弱的社会力量在慈善、应急救援、心理疏导等领域展现了重要作用，与行政力量实现了有效的对接合作，注重多元共治、社会协同的机制体现出社会治理制度设计的初衷。然而出于提升防控效率的需要，仍需更多依靠行政资源的投入，包括机关干部下沉、社区网格员的调度使用在内的防控举措也都以财政为支撑，传统治理模式的烙印依然较深。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框架下，全社会真正展现出无人可以置身事外的情形，居家隔离、自我防护这些个体行为成为联防联控机制下的重要内容，群众的全面参与成为此次社会治理创新的一大亮点。当然，群众参与更多还是体现在自我管理约束上，自发性的治理行为尚不明显，也暴露出一些总体不协调和局部漏洞的情况。如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差别较大，一些地方出现过激行为或松散情况。城市社区的自治更加复杂，主要依靠物业或业委会力量进行防控的城市小区自律程度和防控质量参差不齐，而老旧小区因为行政资源的导入有效弥补了欠缺，却展现出相对较高的防控水平。综合这次疫情防控大考中的成效和不足来看，社会治理创新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鼓励社会组织参与的激励机制和补偿机制以及普通群众的动员机制都有待在实践中持续完善，才能把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作者系工委党校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