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时代

　　□王元奎

　　计划经济时代的全国通用粮票、山东省粮票、布票，市镇粮油供应证、鲜蛋供应证、液化气供应证等票证，我至今还完整保存着，它们记载了一段难忘的“票证时代”的历史。
　　在商品匮乏的“票证时代”，国家为了保障供需平衡，对城镇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实行按人口定量供应、计划发行专用购买凭证，中国票证的范围之广、品种之全、数量之大世界罕见，那时的人们视票证为“命根子”，生活中如果缺少票证，日子都没法过，没有票证，寸步难行。
　　粮证是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和国家公务人员按计划购买国家供给的商品粮的凭证，他们的户口就是非农业户口。工农、城乡差别十分悬殊的时代，能拥有一本粮证，对于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真是一个艰难的奢望，如果谁家能走出个吃商品粮的人，左邻右舍会羡慕不已。农民手中的粮票是当遇到困难，需大队开出证明用瓜干、小麦到粮所兑换的，最多换5斤，我父亲曾拿着鸡蛋过海去青岛换粮票使用。
　　某个中秋节前，父母意欲买斤油条改善一下生活。于是，我约上一个伙伴，坐公交车去辛安公社供销社饭店买油条。买油条的人很多，我排队发到的序号是6，当叫到6号的时候，我急步上前，售货员看过以后，说“你是9号”，我无言只有默认，心想这是为啥？售货员把我拿到的号码一倒，我才恍然大悟：6倒过来就是9！最终，我用6两粮票花6角钱买了1斤油条，已垂涎三尺的我迫不及待地吃上一股。瞬间，油润心田，味蕾得到大满足！当时，上午、下午各有两班公交车往返，我坐下午的第一班回家，当天的午饭自然就是油条了。虽然我努力控制着饥饿与嘴馋，到家后油条仍所剩无几。
　　1981年，我如愿考入青岛师范学校，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业户口，虽还没有个人粮证，但已经是吃国家粮的人了——每月有35斤粮（学校给30斤饭票、5斤全国通用粮票），18元菜票，还有2元助学金。我规划好每天早晨3两馒头、中午4两、晚饭3两，每月就可节约下来5斤粮票，寒暑假带上粮票和学校开的证明，去粮所买面粉。暑假少买点，留到寒假多买点好回家过年。记得当时面粉的供应价是每斤0.178元，每当我和父亲用自行车载着百余斤白面回家时，邻居见了无不羡慕。
　　参加工作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粮证。什么样的商品就用相应的票证去购买，对号入座，钱款、票证缺一不可。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贵重物品如结婚用品“三转一扭”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以及八十年代的结婚“三大件”即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更是一票难求，望眼欲穿。
　　1993年，粮票正式谢幕。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布票、粮证及其他票证慢慢退出历史舞台，进入博物馆。世事沧桑，岁月巨变，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票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虽然限制了人们的生活，但保障了物资的供求平衡，使国民经济度过了困难时期，看似平淡无奇的方寸纸片，却记载着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轨迹，功不可没。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商品琳琅满目，我们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终将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