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福军

　　“卖豆腐花哦……”叫卖声划破清晨的宁静，尤其那个“哦”字的尾音，拖得老长，带有强调性的诱惑，即便不买，听听这声响也是好的。
　　叫卖者是个矮胖的中年人，挑一担木桶，在斜坡上来来回回扯着嗓子吆喝。可能是喊惯了的缘故，他知道怎么用力，每节声音的长短都分布得适度恰当，妥帖地送入家家户户敞开的窗口内。
　　“豆腐花哦，来一碗。”我拉开纱窗，学着他的腔调招呼，他仰头看我，笑了。他戴一顶白白的圆形厨师帽（估计是怕掉下的头发落入桶内），上身一件肥大的圆领汗衫，下着一条肥肥的短裤，跟又白又高的厨师帽搭配，显示出一种另类的滑稽，露出的半截小腿圆滚滚的，像木桩一样结实。
　　我一般不用他提供的塑料方盒，而是用一个小竹篮，放入自家的大白搪瓷碗，外带三枚一元硬币，用细长的绳子缒着由四楼送下去。他颠颠地挑着木桶赶到我家楼下贴墙根的位置，揭开冒着热气的木桶盖，一弯刀一弯刀地割出豆腐，再从另一桶内舀出汤汁浇上，随即抓上黄瓜丝、胡萝卜丝、榨菜丝、香菜末，最后淋上酱油、苹果醋、辣椒酱、香油。动作一气呵成后，他才眉开眼笑地捏起篮子内的三枚硬币，笑嘻嘻地收入囊中。
　　我用细绳慢慢地往上提篮子，颤颤巍巍的，好像提着一窝掺了色的轻飘飘的白云。我把豆腐花搁在桌子上，端详老半天，舍不得下匙——那豆腐花匀称、精细，图案美极了！
　　日头渐渐拔高，斜坡上渐渐热闹起来。
　　卖爆米花的小贩来了，他将担子安顿在卖豆腐花的摊位旁边，铺张开家什，跟卖豆腐花的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那苍黑的脸上，耕着深深的皱纹，头戴的那顶败了色的灰布帽帽盖都软塌了，一圈油腻。他声如洪钟，爱讲爱笑，逗得围拢上来的孩子们“咯咯”地笑个不停。他不时会弯曲一下右手的大拇指和食指，作势要弹太靠前的小孩，吓得他们直往后闪，不一会儿又忍不住再往前挪一两步，生怕听不到出爆米花时的那一记响声。
　　烤红薯按理说是冬天的营生，但眼下是伏季，小贩居然还没换别的买卖，看来销量不错。吃过多处烤红薯，这人是最有职业道德的。他五十来岁，整张脸红红的，不多话，要几个卖几个，绝不强搭硬卖，价钱也合理。头晚烤剩没销掉的红薯、土豆，他第二天再回烤加热后，免费送给顾客，宁可折掉本钱也不当新烤的卖。都说无商不奸，但这人实诚，做买卖直情直性，不藏事，值得人帮衬。
　　我匆匆地走过斜坡，步入这温暖的人间烟火。